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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公民社会

 

        新媒体与民主建设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2007年11月3日,“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论坛上,三位分别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就媒介技术与公民社会的话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杨国斌教授早在2003年前就借用国际关系学中的“协同进化(coevelution)”理论对中国互联网与公民社会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二者并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相依赖、不断协调的关系。互联网为公民社会的参与提供了渠道,而公民社会则为互联网的使用提供了动力。四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和互联网都有了变化,一是二者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二是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三是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条件。杨教授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与公民社会的协同进化仍旧存在。为了让互联网与公民社会更好地协同进化需要处理好三方面问题:数字鸿沟、商品化和数字控制。这就需要政府根据公民社会的特点来管理互联网,也需要人们根据互联网的特点构建公民社会。

        互联网是不是第一种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的网上媒介?有人类学背景的周永明教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位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面对众多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另辟蹊径,通过研究电报与晚清政治,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政府与媒介采纳,以及媒介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清政府为何迟迟不引进电报,传统解释认为是精英层文化自保或平民层风水观念。但周教授认为这些都是清廷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政府出于对“利”与“权”的考虑,在用得好、管得住的条件下才予引进。而在电报与政治参与问题上,周教授特别强调了“通电”这种独特电报形式在中国的使用,但这种由下至上提出政治意见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首现,檄文、公禀等文体早就存在。所以,并不是媒介制造出了政治参与,而只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中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渠道。

        “恶搞”成为2006年中国互联网的一个关键词。随着恶搞现象层出不穷,它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受到社会乃至政府的高度重视。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媒介传播系的孟冰纯博士针对中国政府通过保护版权来管理网络恶搞给出了建议,希望考虑好三个问题:媒介内容应该如何生产和发行;如何认定合法作者并给予保护;何种内容应以何种形式被呈现。她认为网络恶搞是基层人民表述的一种形式,打破了过去通过大众媒介、少数人进行表述的特权。而目前中国的版权保护强调保护原著的完整性无疑形成基层人民表述的障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充满了带有讽刺、批判意味的模仿,他们的思想恰恰是通过这种形式表达的。与以上两位研究者相似,孟博士同样认为作为一项技术,媒介既可以被用来当作促进变迁的工具,也可以被用来维系和延续某种既已存在的社会与经济体系。

        三位学者来自于三个不同学科,研究了三种不同的媒介现象,但是他们的研究都说明媒介不会自发引起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果,在考察媒介与社会时应更为重视社会、历史、文化条件。 (刘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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